近日，央视的国家记忆系列纪录片，其中有5集是与出版业有关的，这5集主要讲述了一家出版机构是怎样从一个小作坊，历经战火飘摇、风起云涌，成为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社的。

一百多年前，一间承接印制广告、名片等小生意的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器、三台脚踏圆盘机器和两台手压板机是它的全部家当。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名叫“商务印书馆”。

壹丨创业之初，两位大佬鼎力合作

夏瑞芳，商务印书馆的初代总经理，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他有精明的商业头脑，还稍懂一点英文。

他看准英语教材会有市场，便组织人把英国为印度殖民地编写的英文教材翻译成中文，于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第一本书《华英初阶》。最初的《华英初阶》销售状况红火，激发了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周作人、梁漱溟、叶圣陶等文化学者都说自己上学时使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自此《华英进阶》也相继出版，商务印书馆一时声名鹊起，从小弄堂搬进了街面上。

商务印书馆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紧接着就遭遇了挫折，同样是翻译外语书籍，出版的翻译自日文书籍却销售惨淡。夏瑞芳透过这次挫折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它需要一位对文化需求和产品把控有判断的高人相助。

张元济，一个曾经的翰林官员，他因戊戌变法被罢官而南下上海。偶然的机会，两人结识。夏瑞芳诚挚地邀请他来商务印书馆组织工作，用足够的诚意打动了这位“高傲”的文人。张元济也树立了他的理想，那就是在中国普及教育，靠出版书籍实现教育救国。

有好的产品和过硬的商务，商务印书馆还需打好根基，于是他们寻求外部的资金合作，与日本的金港堂完成了合资。这一个动作让商务印书馆在短短几年间快速地扩大了经营规模，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之后又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然而，因此也埋下了祸根。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全国反日情绪高涨，因为是与日本合资的，商务印书馆受到了国民的抵制。1914年为了收回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人手中的股份，夏瑞芳奔波日本，投入一轮又一轮艰苦的谈判中。最后谈判完成，他多支付给日本金港堂高达12万元的回购金，以求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夏瑞芳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然而危险却悄然而至，此事成后不久便遭人暗杀……张元济带着夏瑞芳未竟的理想继续经营商务印书馆。

贰丨人才共济，多位文化名人的摇篮

商务印书馆内有一面名人墙，上面的名字都是响当当。严复、梁启超、马建忠、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沈雁冰、陶希圣、梁漱溟等等一大批文化大师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不解的渊源。

在商务印书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发表能改变作者的一生甚至国家的命运。那时候的中国，急需“睁眼看世界”，商务印书馆希望通过出版为国人打开世界的大门。

严复是张元济的老朋友，他放弃做官，埋头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刚刚完成了一本西方的经济学著作，叫《原富》。张元济看中了这本书，花了两千两银子从严复手中买下版权。

《原富》的出版也让商务印书馆意识到严复的重要，立刻就与他签下了近乎“不平等”的合作条约。之所以说“不平等“是因为合约给予作者极大的自由和很高的抽成，相反对出版社的约束却很多。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包括《天演论》在内的8本翻译著作，奠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崛起，为国人引进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对近代中国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影响及其深远。

叁丨红色基因 ，革命的文化阵地

虽然商务印书馆一直是“在商言商”的态度，不愿意过多牵扯政治，但还是为，渴望改变国家现状的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很多的进步青年都是从商务印书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16年8月，沈雁冰（茅盾）刚刚从北京大学的预科毕业，来到商务印书馆做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凭借着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勤奋好学，他很快得到了重用。他在商务印书馆阅读了大量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920年，经李达等人的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小组，成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党员。

平日里，他的工作波澜不惊，来往书信较多的只有一位钟英小姐。原来“钟英”就是“中央”的谐音，沈雁冰借着工作的便利，成为了党中央与各省来往的秘密联络员，并积极在馆内发展党员、团员。当时，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很多报纸不敢做真实的报道。沈雁冰、郑振铎、陈云等人自费创办了《公理日报》，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讲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这份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商务印书馆高层的支持。之后组织工人罢工，建立纠察队，商务印书馆也成为革命运动的文化阵地，更是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的堡垒，拥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红色基因。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也随之沉浮，过程中也历经辛酸。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焚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解雇全部职工。

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占总资产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

时任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其心可诛。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商务印书馆并没有被打倒，仅仅半年后便恢复了印刷生产。出版的“国难第一版”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呈现着一片硝烟未烬的残垣断壁，一截颓墙上还隐约有“商务印书馆”的店招字样。

“牢记国耻，民族振兴”成为了当时国人的信念。此后，商务印书馆陆续颠沛辗转于上海、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仍坚守图书出版的文化根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肆丨辞书传奇 ，一个字是一段历史

商务印书馆今日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有着它自身的历史沿袭。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古都北平，剑拔弩张的时刻，北平城内的一间小屋子里，几个人却在激烈的讨论着如歌编写一本“小书”。原来，抗日胜利后，白话文已经在中国普及，但是，当时的语言工具书还是偏向文言文，脱离实际。

建国后，新华辞书社依据这本“小书”编撰了现代语文辞书的开山之作《新华字典》，于1953年12 月初版。然而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和参考，出版的词典质量较差，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修订的《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1版”，其背后是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1970 年周恩来总理组织带领再次修订，他把这本字典作为国礼回赠给了来华访问的客人。时至今日，《新华字典》仍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辞书，2013年它被列为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一代代的中国人手捧《新华字典》识文知意。

《辞源》是始编于1908年，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那个东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如何解决中和西、古和今的关系？陆尔奎组织编撰《辞源》，8年时间，编撰者50多人，辞书中收录了单字1万多个，词目近10万条。

陆尔奎也因庞大的工作量积劳成疾、双目失明。时间转眼就是四十多年后，《辞源》的修订还没有完成，1958年春天吴泽炎再次修订，制作卡片四十万张。直至1983年，《辞源》的修订终于完成。

辞书的修订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课题，一次的完成就是下一次的开始，至今，《辞源》已完成了三版修订，历经百年，通举国之力，完成时其中两位主编已是80 几岁高龄………现在，商务印书馆的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之一，每一本辞典背后都凝聚着一群“匠人“，如车洪才历时三十六年终于编撰完成《普什图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代代的辞书编撰者都是用尽一生的时间写下了一个个辞书的传奇。

伍丨守正出新 ，传承文化领先时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一直在推陈出新。文革后，出版寒冬过去，商务印书馆接到以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要出版任务。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册）引领了一代人阅读的狂欢。

继而是第二辑、第三辑……大量的高水平学术书籍。目前共十七辑，七百五十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金字招牌，也堪称中国译介的典范。

商务印书馆藏着数不清的读书人的“梦想“，终极梦想恐怕非《四库全书》莫属，不知道它是不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一部书，但传播它的过程却是”真·一个世纪“那么长。《四库全书》是从1772年开始，由纪昀组织官员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年完成的百科全书。丛书3500多种，7万9千多卷，约8亿字。它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对，就是全部。想要印刷并发行这部书，难度可想而知。1917年开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就心心念念整理影印《四库全书》。但屡次尝试，都因各种原因而影印失败。世纪更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梦想终于实现。

原大原样原色，全部采用宣纸，封面采用耿绢，《四库全书》以原貌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读者查阅便利，商务印书馆目前在进行《四库全书》的影印本数字化工程。这项造福学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大项目终于完成了。

短短五集的纪录片，再现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的时刻，凝缩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商务印书馆迄今为止成立123年，跨越三个世纪，心系传承传统文化，以国民教育为己任，如今还向国际传播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这或许就是出版人工作的意义：对书籍的热爱，对文化的信仰，对民族根基的延续。

（本文编辑：孙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