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郑克鲁、许渊冲、何兆武等一批翻译大家的逝世，广泛地引发了业内外对图书译者这一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某大型出版集团拖欠译者稿费、一条豆瓣短评引发语言类专业学生道歉和图书“一星运动”、人文社科品牌以80元/千字的标准公开招募译者，这些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的行业事件，最终基本都聚焦在翻译稿酬低和“机器翻译”痕迹严重、翻译水平亟待提升等问题上。

客观来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大大提高了大家对行业热点的关注度，圈层事件和大众焦点都被放大，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译者提高专业水平，督促相关行业乱象的解决；与此同时，在国内平均每年出版20万种以上新书的前提下，引进版图书占据“半壁江山”，这充分说明，图书翻译本身就是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大部分译者都隐匿于作品之后，从业者也基本上默认了翻译是一项“几乎不可见的事业”。但在这几年出版细分化和图书品牌化的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译者因为一部或多部译作声名鹊起，让这一群体更多地“被看见”和“拥有姓名”。

科班人员“入坑”翻译

无论是翻译这一环节，还是整个出版业，整体都呈现出“为爱发电”的状态。付出的巨大智力劳动和时间精力，与收入报酬远不成正比。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年轻译者纷纷“入坑”，翻译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哪些乐趣？

当下，具有一定知名度或人气的中青年译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全国各大高校的教授学者，据了解，早在2017年左右，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就达200多所，且不谈俄、日、意、西、法等其他热门语种，高校教师和语言类专业的学生，成为最主要的译者来源。二是兼具作家和译者双栖身份的人，他们在写作之余也翻译自己擅长类别的图书，如于是、陶立夏等。三是译者型编辑，在从事引进版图书编辑的过程中，同时打响译作的影响力，以彭伦、黄昱宁等为代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期专题主要关注的是“85后”青年译者，如陆大鹏、陶泽慧、烨伊、何雨珈、黄建树、唐洋洋、钟娜、刘惠宁等，他们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译作，有的甚至在业内颇具名望，或在豆瓣、文化类播客以及行业活动中较为活跃，他们中的大多数兼具译者和编辑身份。希望能从他们的故事中，一窥当下青年译者群体的生存现状。

事实上，但凡提起青年译者，陆大鹏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甚至可以说，相对于许多同龄译者来说，翻译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而这样的缘分和成绩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由于对德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开始阅读军事杂志《闪电战》，后来就读于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期间，他主动为这本杂志兼职翻译军事历史题材类文章。真正开始翻译图书是从2012年开始，他翻译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也从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称“社科文献社”）“甲骨文”工作室结下不解之缘。这本书与《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组成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是他的代表译作，他如今已成为社科文献社南京编译中心负责人。

与陆大鹏因翻译与出版结缘不同，英语专业的陶泽慧涉猎翻译的初衷更直接和简单，“希望能在编辑工作之外，通过翻译提高文字水平，以此辅助编辑主业”。他入职译林出版社半年后，便主动联系社科文献社“甲骨文”工作室，寻求翻译机会，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

至少精通一门语言，了解图书相关话题，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除了这些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外，更重要的是，译者要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图书。陶泽慧建议，对于初出茅庐的译者来说，可以先从以通俗历史为代表的大众类作品入手。

把翻译当成一门手艺

尽管“入坑”翻译的理由不同，但几乎无一例外，译者的知名度往往与一部畅销代表作“捆绑”在一起。比如“那不勒斯”系列之于陈英，《百年孤独》之于范晔，《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之于陈以侃。

从进入翻译领域到拥有自己的代表译作，这些“85后”译者经历了怎样的成长？百年前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还适用于当下的语言环境吗？如何让翻译不只是“翻译”，而是成为一种文化桥梁，并通过“狩猎”那些中文世界缺失的声音，让人们在一切变化面前免于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狭隘？

今年年初，磨铁推出了村上春树新作《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烨伊成为继林少华和施小炜之后又一备受关注的“村上”译者。作为一名1989年出生的年轻译者，烨伊从大学三年级时就开始了日语图书的翻译工作，最初主要以科普、生活类图书为主，从《人间失格》开始接触文学类图书的翻译。在她看来，译者尤其是文学类图书的译者更像是演员，对于一些文学性表达，要和笔下的情节共情，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然后在共情的前提下，调整文字表述，最大力度呈现原文风格。准确传递基本信息，符合中文表述习惯，且尽可能地传达作者情感，是她眼中的“好翻译”，“译文风格需要与作者风格一致，而不是所有作者的书翻译出来都‘一个味道’。”在翻译《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的过程中，为了一个字、一句话和编辑争论一小时以上是常事。

与这些兼具双重身份的译者不同，从大学毕业后正式开始笔译工作，到因《东北游记》《再会，老北京》《鱼翅与花椒》等非虚构译作而成为“明星”的何雨珈的个人爱好也成为其英语水平之外的专业补充。曾有不少读者误认为《鱼翅与花椒》是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作品，这样的评价体现了译者优异的翻译水平。在播客跳岛FM中，何雨珈本人透露，“译文纪实”系列责任编辑张吉人正是因为看中了她的专业水平和对美食的研究，才向《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力荐由她担纲翻译。

从中也不难看出，一位具备较高翻译水准的译者，定是在不断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且具备擅长的翻译领域。从“有什么书就译什么书”到《纸牌屋》《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等小说，再到系列非虚构作品，何雨珈对于译作类型和内容的选择有自己的标准——有营养的内容，有优美的语言，她尤其偏爱女性主义话题和“为人发声”的现实主义题材。

也有读者评价何雨珈的风格“太跳脱”，甚至使用了网络用语。同烨伊一样，她也认为，“翻译更重要的是，将译者阅读时的感觉传递给读者”，有时会根据语境来决定是否翻译成网络用语。“比如cute这个词，如果由一个15岁的小孩子说出口，肯定要翻译成‘很萌’！”因此，在读者“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她坚持两条翻译标准：一是尽量传达出自己阅读作品时的感觉；二是希望自己的译作符合中文表达方式，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好译者的自我修养

无论是兼职翻译，还是专职译者，翻译工作都不轻松，因为“穿行于两种语言之间需要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且一个好译者所具备的能力远不止对语言转换规则的熟悉，还包括历史的文化脉络、当下的问题意识和独到的鉴别眼光。”

对于烨伊来说，成为译者后最大的改变和影响是，自己变得高度自律了。从2014年毕业后做编辑至今，90%以上的译作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最忙的时候她一年交了6本文学类译稿。虽然放弃了很多日常出游的假期，甚至连续几年春节都是在赶译稿中度过的，但她还是相信“有舍才有得”。当然，为了身体状况着想，烨伊目前的作息时间是每个工作日早起一小时、周末用一天时间做翻译，有了相对合理的生活节奏。

从事翻译工作7年来，除了形成“每工作一小时休息十几分钟”的规律生活和高度自律外，陆大鹏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愈加深刻，他始终认为译者不应该在作者的文本中展现和突出自己的风格，而应该追求简单、明晰、平实。他说：“优秀的翻译作品应当刺激和鼓励读者，让他们愿意学习外语、深入探索、跳过翻译直接了解和接触当地文化。”当然，除了坚持读书、有稳定的输入外，还需要在翻译事业中长期钻研和跋涉。

在乐观外向的何雨珈看来，虽然译者是一个“隐身”角色，但同一译者在不同阶段读同一本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翻译选词时，当下都是抓取自己熟知的词汇，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或对文本故事有了新感受，可能会对原文理解得更精准。这就要求译者在避免“硬伤”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更新。

诚如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翻译奖在主题词中所说的那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评判翻译优秀与否的关键都在于语言的完整和还原，但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在语法和规则的差异之外，翻译需要处理的，根本上是眼界、思想和自我选择的问题。”

纵观当下国内的翻译环境，一方面，稿酬低、待遇差，出版机构拖欠稿费，洗稿侵权等现象屡见不鲜，行业乱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专业垂直类内容的优质译者匮乏，“信、达、雅”何者为重的争论不绝如缕。但我们也要看到，除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傅雷翻译出版奖等官方翻译类奖项，以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翻译奖、《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书评》《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媒体评选的“年度译者”，共同为选拔和培育优秀译者做出努力外，2021年，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和“甲骨文”工作室联合发起首届“雅努斯翻译资助计划”，该计划将资助活跃于学术与文学翻译事业的英、法、德、日、俄等各语种的中文译者。其中，2021“雅努斯译想资助计划”资助人1名，资助金额5万元；2021“雅努斯未来资助计划”资助人3~5名，资助金额2万元。

对于这些“85后”青年译者来说，未来，陆大鹏除了继续深耕翻译外，还将尝试“跨界”写作，其首部作品预计将于2022年上半年上市。而随着编辑和翻译两种职业要求的提高，考虑到难免有“顾此失彼”的情况，烨伊可能会尝试从事一段时间的全职译者。

而从24岁踏上翻译之路，到出版译作《成为母亲》《超凡脱俗的鸟》，及翻译自己的文学偶像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早春》，黄建树的这番感悟或许在青年译者群体中更具代表性——只找准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作品与类型，不论有多辛苦，终究可以做一件让自己愉快的事情，让自己活出别样的意义。“很幸运，我在20多岁时便有机会做翻译，我相信这是值得我一直做下去的一份小小事业。”

（本文编辑：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