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10天，2021年就将离我们而去。这一年被同仁们称为“畅销书消失的一年”，诚然，畅销书市场确实不如前些年“热闹”。纵观畅销榜，要么是经典作品“霸榜”，要么是流量品领一时风骚。

回顾“仍有现象级畅销书的年代”，《达·芬奇密码》是过往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根据2005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这本书当时已被译成44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出版，总印量达2500万册；迄今为止，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已再版重印50次以上，销量至少600万册。而它的被引进，得益于一位在行业深耕了近40年的资深出版人——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九久读书人”）总经理黄育海。

《达·芬奇密码》初版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育海机缘巧合下进入浙江的出版社，正式开启编辑生涯。十几年后，他在副总编辑的职位上“自砸”国企的“铁饭碗”，入职贝塔斯曼当时在上海的公司，从此与出版业结下不解之缘。

谈到这段经历，黄育海表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多元性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所不能比拟的，“做出版自然要到文化中心去”；而贝塔斯曼至今都是全球出版业巨头，“能够有机会去学习，无论怎样都是好的”。

黄育海

2004年，黄育海创立了九久读书人，发展至今，九久读书人每年推出新书400余种，码洋规模今年已超过4个亿。近几年，九久读书人推出了丹·布朗的《地狱》、J.K.罗琳的《布谷鸟的呼唤》、美国经典儿童文学“大红狗克里弗”系列、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等众多畅销作品。

通常情况下，知名作家作品意味着版税不菲，但令人称奇的是，九久读书人总能在不少作家尚未获得国际顶级文学奖项前，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版权，这或许能从侧面体现出黄育海和九久读书人的选题眼光和市场判断。

编辑是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

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吗？黄育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编辑只是发现者，不是创造者”。自2004年成立至今，九久读书人已经“发现并引进”了约4000种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英国布克奖等顶级文学奖项的大量作品。

2014年时，九久读书人曾先后“押中”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布克奖。黄育海说：“我们不仅把眼光放在传统的欧美主流文学界。以色列、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国的优秀作家作品也是我们引进版权的对象。”

以当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为例，评委会刚刚公布入围短名单，九久读书人就仔细阅读了名单上的6部小说，挑出“质量最高”的一部买入版权。从某种程度上讲，九久读书人的引进作品标准和国际各大奖项的评奖标准较为一致，可能是其接连“中奖”的根本原因。

[澳]理查德•弗兰纳根/著，金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出品

黄育海透露，九久读书人成立17年来，旨在引进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目前已引进了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且都是在他们获奖之前。但“我们也不是冲着得奖去的。一部作品即使是得了奖，读者也不一定特别买账，对于畅销与否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九久读书人的选题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编辑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为读者推荐好内容，用自己的眼光和手艺将一部书稿变成一本书。而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外版书的引进出版，眼光是首要的。在黄育海看来，价值判断是做书的关键，“包括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通俗地说就是一本书的内容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要培养或锻炼这样的眼光，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编辑需要在多年受教育的过程及后续的具体工作中逐渐积累并养成较高的文化素养，同时还要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有足够的了解，跟踪读者阅读兴趣和需求的衍变。

但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在价值和市场之间应该如何取舍？黄育海说：“九久读书人出版了大量小众作品，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作为一家文化企业，在照顾到大众读者的同时，我们从选题的开始，便在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有明确的取舍，绝不放弃那些具有更高文化价值的经典，尽管经典更多意味着小众。至于卖得少，我们认了，还是照样要出的。譬如西班牙作家马里亚斯，余华对其钟爱有加。”

畅销书是偶然，但也是编辑工作的必然

谈到迄今为止，九久读书人引进的“叫好又叫座”的外版书，那肯定非《达·芬奇密码》和“那不勒斯四部曲”莫属。这两部作品的发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也都体现了黄育海所说的价值判断和市场研究。

时间回到2003年，黄育海在一次参加国外书展时，听到一些出版人在探讨《达·芬奇密码》的出版事宜。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能在欧美地区形成前所未有的畅销之势。通过交谈，黄育海了解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故事情节。多年修炼出来的灵敏嗅觉让他意识到，这肯定会是一本吸引人的作品。事实证明，该书出版后，确实有许多读者反馈说，“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除了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情节之外，《达·芬奇密码》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串联起了欧洲的艺术史、宗教史、密码学等，涉及丰富多元的知识面。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度和鉴赏力逐渐提升，这样的作品是有阅读需求的。但当时贝塔斯曼上海分公司的老板却不太赞成黄育海的想法，他认为，书中包含了太多知识性内容，读起来并不轻松，势必难以成为一本大众畅销书。可黄育海坚持自己的观点，用4000美元买下了《达·芬奇密码》的中文简体版版权。

《达·芬奇密码》之后，丹·布朗的多部作品落户九久读书人，为这家刚刚起步的公司奠定了市场基础和读者口碑。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引进出版同样具有一点传奇意味。也是在一次与国外出版人的交流中，黄育海了解了这部小说。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友谊、分歧、矛盾，以及各自的成长与不同的人生命运，这样的视角和书写在国内文学作品中是缺失的，但读者需要它。黄育海也用4000美元买下了版权。截至目前，该系列在国内已销售超过百万册。

“那不勒斯四部曲”

有些成功看似水到渠成，其实背后总有些不足道也的艰辛。引进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黄育海坦言，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尤其是一开始，更着眼在文化价值上，对于市场的研究还没有很精准，也交了不少学费。

除了眼光，做书的手艺同样重要。相对原创作品而言，外版书省去了与作者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找到合适的译者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仍以《达·芬奇密码》为例，黄育海为它找到的译者是一位研究丹·布朗多年的大学教授，翻译水准有保证是内容得到读者认可的基础。当然，在此过程中，编辑也不是高枕无忧的，要对译文进行加工处理，使之尽可能保持原著的语言风格和作品本身的特有魅力。之后像封面设计、宣传推广等都是编辑需要主导的事宜，不见得事必亲躬，但要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当下，市场环境的变化要求编辑学习越来越多的技能，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新鲜事物。黄育海坦言，“抖音刚出现时，我也一头雾水，觉得这就是一个娱乐化的平台。但时至今日，出版人必须认识到，抖音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渠道。”

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基础，也要容许试错

与传统出版流程不同，九久读书人的选题会并不放在一年的年底或年初，而是“时时刻刻在进行”。九久读书人有两个选题来源：一是通过与遍布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的“书探”公司合作，了解一些重要作家和重要出版机构的动态；二是让编辑每天与大量海外版权代理人保持联系和沟通，及时掌握新书信息。

时间久了，九久读书人锻炼出了一个“嗅觉”灵敏、动作灵活的编辑团队。对于新编辑，黄育海表示，“我自己热爱文学，所以也会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他们。现在的年轻编辑，大多学历很高，外语水平很高，了解大量的外国作家作品和国外出版的现状。”除了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编辑的眼光和手艺之外，九久读书人还充分借助“外脑”，“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来给编辑们上课”，提高文学素养。

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黄育海对新编辑的策划既支持又包容。“要让他们有试错的机会，只有在实践和失败中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失败是成功之母’。比如有些书，我们判断能卖到3万~5万册，但期间因为编辑的一些小差错或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只卖了1万册。要宽容地对待这些问题，让新编辑有锻炼的机会。当然，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编辑在处理文本时一定要有定力，静下心来，集中注意力去处理文本，保持精益求精的态度。”

另外，在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九久读书人都要举办一个名为“99之夜”的酒会，借此搜集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信息，每次来参会的版权代理和国外出版商都远远超过邀请人数。黄育海说：“只要是跟九久读书人有联系的国外出版人统统都邀请过来。大家天南地北地畅聊、交谈。这样的酒会能够与欧美文学界的版权经理、编辑，甚至是一些出版公司的老板建立更深入的联系。”

“99之夜”酒会

作为一位以文学出版为毕生志业的出版人，黄育海在这条道路上奔波前行了近40年，守住优势的同时，原创文学、儿童文学也正在成为九久读书人的重点板块。如引进的美国经典畅销童书“大红狗克里弗”系列，累计销量已达250万册；2018年出版的《奇迹男孩》，累计销售了30万册。

有人说，这两年现象级畅销书“消失了”。对此，黄育海表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已经两年没去过法兰克福书展了。参加国际书展并不是说要买卖版权，而是与国外出版人交流，在聊天、交谈的过程中，能够激发出很多创意，这是就事论事的线上会议所不具备的”。且疫情的反复让人莫名焦虑，“出去吃顿饭、到别的城市出差，都有可能成为密切接触者，这使得大众心理健康问题越发普遍。”

未来，九久读书人一方面希望能够继续长久地在出好书的道路上走下去，也更希望，99%的人都能捧起书本，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本文编辑：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