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质书被唱衰的喧嚣时代，独立出版以一种礼赞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尾巴上，静静等待知心人的邂逅。“出版是为了寻找同道人！”为传播自己的艺术观点，达达主义艺术家积极探索独立出版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而这也成为国内独立出版人走出“大树庇护”、开始出于热爱和兴趣做书的初衷。

与崛起于千禧年前后、如今已形成成熟商业模式、并谋求资本运作的大型民营图书公司相比，独立出版常被调侃“很穷，但很有意思”，独立出版人也常与“理想”“情怀”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曾有独立出版人这样形容自己：“我们以做书的姿态在做梦。”生存、困境、坚守、前行，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和孤勇情绪。

钱少人少出书难，独立出版人背上的“三座大山”

“在做独立出版初期，很多人误以为我是富二代。”这句自嘲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独立出版人真的很缺钱。签版权、做设计、买纸、印刷、铺货，做一本书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而独立出版意味着小众，小众则意味着印量少，难以靠销量为生。

中国香港独立出版人袁兆昌认为，独立出版是“挣扎下的理想主义”，理想不必多谈，挣扎源自经济压力。以市场份额为例，国有出版社占据一半以上，其他大型民营图书公司再占去一些，独立出版的市场相当窄小。

钱少是一方面，人少也让独立出版举步维艰。“没有固定的设计师，邀请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来义务帮忙，甚至自己操刀。”“独立出版建不起团队，从码字到扛麻袋全得自己干。”这都是独立出版人现状的真实写照。乐府文化成立之初，除了创始人涂涂，只有一位编辑，前两年只出了2本书，直到2020年才实现盈亏平衡。

如果说钱和人都有解决方法，那么独立出版一本书最关键的问题——“书号”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以学术出版为主业的拜德雅图书工作室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分离出来后，曾计划在2019年集中发力，但“很不凑巧，当时书号和CIP迟迟审批不下来，我们的出书进度依然很慢”，创始人之一任绪军说。这是非人力可扭转的僵局，书号和CIP审批不下来，无法出版新书，便不能获得新的收益，更无从用这份收益来做下一本书。资金流转受阻，导致账面上的钱越来越少。虽然后来书号和CIP审批下来了，但这次意外让任绪军意识到，出版业看起来风平浪静，但也会暗藏危机。

虽然面临的难题多多、困境重重，近些年，独立出版还是在顽强发展。他们的努力让书籍回归纯粹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而非市场效益，证明了“还原作者应有的权利，或最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而出版业市场环境的日新月异，也为独立出版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可能。

理想情怀变面包，独立出版人始终在寻找的平衡点

若只是一味“用爱发电”，独立出版人的做书之路势必难以长久。好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渠道的多样性让他们能够直面目标读者群，为其提供更精准、深度的服务。这恰是独立出版的生态位。

明室Lucida是一个刚成立1年的独立出版品牌，2021年9月底推出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是其代表作，该书首印1万册，2个月内加印3次，始终位列当当社会科学畅销榜Top3。能做出畅销书的独立出版品牌并不多，创始人陈希颖认为，只要把目标读者群抓住了，小众图书也不愁卖不出去。明室Lucida的选题标准非常直观——做编辑们喜欢的书，“像我们这样小规模的品牌，还是要把编辑喜欢的东西放在重要位置。”陈希颖说，“有时越考虑市场，市场越未必回应，如果从书本身出发，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相信好的内容不论是在大众市场，还是目标读者群，都一定会有共鸣。”

内容是出版业的根，但众所周知，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并不是做好内容就可以了。国有出版社和大型民营图书公司的优势不仅在于资金和人才的储备，还有对市场机制的熟悉与多年布局建立起来的渠道体系。图书一经上市，相对应的发行、团购、零售等一整套系统化的配套工作就可以立即启动。而独立出版很难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电商平台都需要逐一沟通，几个成员编辑工作尚做不过来，哪还有余力去做发行？

众筹、直播等新营销渠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对独立出版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能直面读者、强化图书销售的重要通路，令小众内容价值最大化成为可能。尤其是众筹模式，“定产定销+按需印刷”，既节省成本，又保证了资金回流。

在理想与商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持续而稳定地推介给更多读者，独立出版人一直在路上。

（本文编辑：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