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底，我为即将出版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写了一篇编辑手记。今天，回头看当时自我怀疑的那句“你觉得，国内读者准备好阅读费兰特了吗”，难免有时移事往之感。6年过去，有赖译者陈英老师堪称杰出的译本，我们看到埃莱娜·费兰特的文字（《碎片》《偶然的创造》《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等）凭借自身让人不安的力量，成为国内读者援引和回应越来越多的作品。
无论是豆瓣上几十万条的评论，还是王安忆老师为“那不勒斯四部曲”撰写的万字书评《抹去》，抑或是陈丹青老师在木心美术馆策划的“我的天才女友”大展，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之前的忐忑不但毫无必要，且是已被现实证伪的命题——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这套书的出版不是过早，而是过晚了。书中两位主角莱农和莉拉的友谊，她们所象征的抗争和困境，正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万千读者借由它找到了通向自身成长迷津的道路，不分性别、年龄、阶层，她（他）们在这部思考女性和成长、家庭和个性、友谊和知识的小说里，感受到了和现实同构的矛盾和张力。
[意大利] 埃莱娜·费兰特/著，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 出品
2016年，为庆祝“那不勒斯四部曲”首部《我的天才女友》德文版上市两个月销量突破20万册，苏尔坎普出版社邀请了40多个出版了费兰特作品的国家的出版人齐聚一堂，庆祝她又征服了一个国家的读者。在这个主角缺席的聚会上，温塞德在《作家与出版人》中表达自己出版志向的那句话——“一本书必须是打破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子”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归属感，确信自己在参与创造某段动人的历史。
姗姗来迟的作品
那场聚会后的两个月，《我的天才女友》正式在国内上市。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极度焦虑，它史诗般的长度（中文版1600多页）、易被人误解或轻视的题材（女性友谊、女性的奥德赛），以及封面设计（如何向读者传递出费兰特的纤细和强大）……连续好几个月，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质问自己：你觉得，国内读者准备好阅读费兰特了吗？
后来我愈发坚信，这是一套“姗姗来迟”的书。不仅因为费兰特充满尊严地记录了生而为人所经历的憧憬、失落、狂热和伤痛，更准确地说，费兰特甘冒文学史的大不韪，将原来那些被“文学正典”排挤在外的琐碎经验、回忆以及被压抑的邪恶和慌张，流畅、有力地编排进了这部史诗作品中。
读完“那不勒斯四部曲”后的好几天，我都无法和费兰特笔下的人物告别：习惯性眯眼睛的莉拉、总自认为愚笨的莱农、浪子般的尼诺、怯懦暴躁的里诺、身世可悲的卡门、激进的帕斯卡莱、可悲的吉耀拉、可怜又本分的安东尼奥……他们带着各自纷乱的问题进入我们的世界，而书中父母与家庭内部可能永远无法和解的裂痕记忆，也许对每个人而言都不陌生。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的第一次,我不记得之前曾经有过。他对我很关注,就好像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要传递给我他在生活中学到的所有有用的东西。”（《我的天才女友》）
这是我被费兰特的不动声色首次折服的瞬间。作为一个门房的女儿，莱农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和弟弟妹妹挤在厨房的一张桌子前做繁重的功课，父母将自己对黯淡命运的恐惧全都转移到对子女的呵斥和巴掌中。家人省吃俭用，终于为莱农配上了一副眼镜，毕竟她是老师眼中“可能挺有前途”的学生。但正是因为那副“丑陋”的眼镜，让她整个青春期都充满残酷的自卑，相比起来，她的朋友、她终生的竞争者——莉拉，不需要戴眼镜，外表出落得惹人注意，莱农的这种压力随时会变成对家庭理想的控诉和利用。
历史的回响
“1950年代初，意大利的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1947年通过的意大利法律承认宗教协约有效：天主教保留其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并享有一切有关婚姻与道德方面的监督权。
195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个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在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里重新寻找1955年的意大利——那是莉拉和莱农友谊诞生的时刻，恍惚感到离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只有一步之遥。那些具体人物的命运浮沉，不就是在这样贫困的历史注定时刻中发生的吗？莉拉和斯特凡诺已变成互相仇恨的陌路人也无法离婚，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在神圣的教堂里完成的……
我也终于明白，费兰特为何不厌其烦地描绘莱农决绝地想要抹去自己的那不勒斯方言且对标准意大利语救赎心切的学习；而因为辍学，莉拉终身只能用充满地区特色的方言表达自己。尽管要用上好多年，莱农才能意识到故乡所给予的这种“丑陋”滋养才是自己前进的最大动力。莉拉则始终凭自己的才智应对、超越这种环境所带来的伤害，这也是莱农最后决定回到那不勒斯的原因——那个真实的那不勒斯，其中的男人女人间永恒的战争和共同承受的苦涩生活，是“文绉绉”的意大利语所无法表达的。
书中有无数时刻，莱农和莉拉交替着用冷酷的话面对生活真相。比如，莱农观察到莉拉对斯特凡诺的的感情——“那不是一种敌意，并不需要报复，甚至也没有厌恶，那只是一种平静的蔑视，对她丈夫整个人的鄙视，仿佛他是地上的脏水。”又如，莉拉新婚，还在读高中的莱农对未来极度沮丧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有缺口的碗——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用来喂猫的碗，后来那只猫再也没有出现，那只空碗落满灰尘，被遗忘在楼梯间。”
从竞争到交托的“成长”
从某种意义而言，“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关于become（“成为”）和becoming(“生成”)的成长小说。莉拉身上不停地追认这种力量，这是莱农最大的焦虑，也是最苦涩的力量源泉。虽然在一些瞬间，莉拉其实也很嫉妒莱农所象征的知识界的“生成”的力量。当这段充满嫉妒、竞争的关系逐渐演化成“交托”（entrustment）的关系，费兰特的文字对于文学史的非凡意义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
“她拥有的，就是我所失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对另一个同类产生过类似的隐形攻击，但莱农和莉拉最后的互相体认并非只是心理和解。因为这段友谊从未离开过那不勒斯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嘈杂，并因此充满了神奇而恐怖的生命力；因为费兰特片刻都没有忘记那个落后的意大利南部所经历的荒诞和血腥：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靠代代相传的许诺钳制着整个社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变革，证明帕斯卡莱和莉拉参与的劳工抗议并非只是虚浮的文学背景；莉拉在肉食厂经受的屈辱，清晰地指向战后法西斯的腐败势力；就连被“红色旅”绑架杀害的前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也会出现在主角的交谈里……
（本文编辑：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