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众写史”，是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的重要方向。“印象·中国历史”书系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历史读物，致力于从专业历史研究出发，为大众书写通识性的读物，为大众提供不同于以往“刻板印象”的中国历史叙述。有别于国内外出版的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系列丛书，本丛书旨在打破编年或专题的窠臼模式，冀望作者以几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断面，为读者展现一个王朝或一段时期内的多维立体样貌，餍足大众对中国历史的兴味。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具备的支配治统与文化特质，可谓承元启清，又面临“全球化”的到来，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转型时代”（徐泓：《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明史千面，包罗宏富，如何以钩玄允洽历史断面而非通史式的论述，来映现一个王朝的发展面貌和重要变化面向，则仍有赖于作者的谋划书写。

《明史卷：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作者为明清史、江南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冯贤亮教授。本书是冯教授在充分吸收学界几代学人积淀、成果之基础上，依据其多年研究心得和教学内容锤炼、加工而成，力求将深刻的学术思辨和扎实的史料考证，从几个重要的论述层面，外化为相对晓畅的言语，呈献给读者。其中包含了一名历史学者追求祛“魅”求真、赋实反虚的学术理念，让读者能切近地感知明史的基本轮廓、重要的生活画面、历史的兴衰沉浮，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在明朝这一特定时空之下的具体风貌：支撑明代将近三百年历史的，绝不是精心包装后的衢谭巷议、齐东野语、人物演绎，根柢在于制度运作、社会整合以及群体踵接等。

《明史卷：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作者：冯贤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 年 7 月

本卷被作者赋名《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意在凸显明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阶层群体，揭示了本卷书写的关心所在：在大明“祖制”奠立、推展以及渐趋“失效”且危机日重的动态历史背景下，明代官绅阶层如何措置国家机器，平衡朝廷与地方的利益冲益，调和绅士与民众的社会关系，以期王朝政治在历史进程中得以继续前行。此一构想，成就了本书不为解决“此桌安在地”的浅层问题，而欲直追“天地安在何处”的写作目标。

虽然目标比较高远，但限于篇幅，该书的正文只能安排五章内容，即《大明祖制：从朱元璋到朱棣》《官绅政治：嘉、隆、万时代的变化》《顶级绅士的故事：青词宰相顾鼎臣的家庭生活》《从华北到小江南：袁黄的宦途与乡居》《宛转于刀剑之下：大明朝最后的绅士们》，粗看形式似乎各自独立，但恰如作者自言“各个历史断面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第302页） 通过阅读，事实上可以认识到该书在写作中，想要为读者呈现出作者撰著“明史”的别样理念：守变、同异、宏微。

首先书写的是“守”中有“变”。从全书布局看，第一章和第二章具有根本性，既是对明朝历史特别是中前期历史的勾勒提要，为官绅群体发展变化的背景，更是为后三章叙述内容的铺陈奠定了重要底色。在具体书写中，前两章内容更多地着眼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与贯彻问题，以及在制度层面君臣如何以更张改弦而缓和矛盾、消除危机。洪武、永乐两朝，通过准古酌今形成了“皇明祖制”，体现了从典范向法规迈越之过程。成化、弘治以降，“祖制”并非完全切合政治统治与社会调控的实际情势，已无法真正适应明中期以来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变”之最明显者，当属嘉靖朝“大礼议”的发生，这并非仅仅是一次针对皇室层面尊亲活动的争论，也是皇权对本朝“祖制”重塑的尝试。在朝臣与皇帝的对话交流、章疏往来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似“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两种模式对“祖制”的解读。君臣在“祖宗之法”的阴影之下，严守文本层面的“一字不可改易”当然是“守”，然汲汲以求的“变”才是平静水面之下的潜行暗流。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的种种违背“祖制”、僭越礼制的现象，既是自身性格使然，更是“祖制”压抑下的自我更张。官绅集团与士绅社会的构建，是明朝社会发展的显性表征，乃“守”中生“变”的重要产物。不唯如此，科举制中策问与时政、思潮的磨合，“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的落实执行状况，无不是“守”中有“变”的有效注脚。君臣在自然而然之中心照不宣，逐步调适自我、让渡权势乃至制度改革，这才是晚明“尤延数十年而后亡”的内在逻辑。

其次是“同”中存“异”。以往普及性的历史读物为方便叙述，一般将中国各地视为同质化下的一个局部。这种路径，已为学界证明大而无当；但是过度阐述地方或微观议题，确实存在一叶障目或以偏概全的缺陷。选择一个恰当的地区、事件、时段，则是均衡二者的重要途径与策略。江南地区是王朝统治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地域，也是庶民日常生活与生计的重要承载空间，更是“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现代化”“欧洲中心论”等话语体系下频繁出镜的角色或样例：官私史料充盈而不单一，朝廷影响具体全面而非抽象，地方感觉真切又不疏离。与王朝政治间保持的“舒适距离”，令其既存留了江南的固有特质，又不失国家的制度浸润，是王朝总体情势下的地言普遍之一，是理解地方自身结构、社会形态以及内在运行机理的合适观察场域。此乃“同”中存“异”表达的佳例。作者将元顺帝与明熹宗并称“擅长木工的皇帝”（第13页），是一种视两人同为“亡社稷”之君的诙谐化写，足见王朝末路之际的相同疲势；时过境迁，明朝的结束自然有其实际国情，又属“异”之所存。晚明危机频仍，各地对农民军或清朝的态度各异，在于后二者的介入程度不同，异于华北、西北常年面对“东虏西贼”的袭扰，江南地区仍因袭太平时代景象，醉梦于盛世生活之中。江南士民的“亡国之感”因而多有分化，或始于崇祯自缢，或起自弘光覆灭，更甚者为奏销完粮，产生了深深的断裂之感。可知绅民对“甲申”作为王朝更迭的历史节点的认知，其实并不统一，作者想要提醒读者的，就是在这种历史进程之中表现出的“差异”，此又与大量著作力劝大众达成以时间断代的“共识”不同。（第234~240页） 同为绅士阶层，“顶级绅士”类的顾鼎臣，与“县域乡绅”类的袁黄，也存有同异之别。同样是进士出身，仕途、际遇则迥然有别，一个状元及第，仕途相对顺遂；一个半百才进三甲，徘徊下士，终于黯然致仕。但他们都热心地方公益、经世济民，一个因力倡筑城被故乡质疑，死后却因保障一方有功而获建崇功祀；一个进德修业与劝善遭主流排斥，学说被视为异端且招致颇多物议。而在这些背后，确乎同是绅民对安定生活的真切诉求。要之，在皇权裹挟之下，绅士该于何处锚定自我，怎样践行“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更是作者孜孜思索的问题。

最后是宏观与微观并现。以往很多历史读物，为大众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种宏观视域，铺展了各种与历史相关的专题。不过，要让史家的“私”走向大众的“公”，其间的关键，仍在“理解”，更在“共情”，需要知晓大众的文化品味和阅读风习，明确写作目的，不在于说教而在于讲述，以求见微知著，由浅及深。本书在写作中，有放有缩，在展现明朝大政全局后，将后三章的重点，置于王朝的基本经济区——“赋税甲天下”的江南，“微”处的论析，更多的是与作者自身研究的高度相契合。作为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文教中心，江南地区一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陈平、冯贤亮：《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作者显然在这一领域沉潜多年，成果丰硕，故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史料与相关议题。在前两章中未及展开的诸般细节问题，在后三章中有了大画幅的阐述。如书中提及的“祖宗之制大坏”景况，在第三章中通过顾鼎臣之口予以细说（第139~143页），那种士绅群体中的彷徨与无措之感，跃然纸上；至于牵动王朝整体注意力的江南重赋问题，在第四章介绍袁黄仕宦生涯的过程中，借《苏州府赋役议》等作了较为清晰的呈现，并且显现出国家力量贯彻至地方社会时的样貌及其变化（第192~197页以及第205~209页）；王朝末世、政权更迭之际，地方士绅百姓的应对之态，则以嘉定士绅侯岐曾在清兵南下建立统治之际的《日记》写述，予以生动的呈现，以期更好地揭示王朝控制下“权利毛细血管”般那种无孔不入的压迫感。另外，本书以顾鼎臣、袁黄和侯岐曾三人为具象展现国家体制下士绅家庭的科举培育、权势维持以及生活变迁，折射出社会运行的基层逻辑与智慧。这些士绅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登殿为“官”，为朝廷柱石；居野乃“绅”，为乡党寄托，成为明朝统治延续中至为重要的“元气”，而他们的行为，无不体现了他们所怀持的家国情怀，从而收见微知著之效果。

除历史类著作所需的严谨与逻辑外，作者也力求让文本兼具文学性和可读性，使本书“通俗而不失典雅”。对历史细节作若干深描，以小见大式地投映明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致著作失之简薄；而以人物透视时代，用绅士勾连明朝政治变动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也易为读者接纳和体悟。

（本文编辑：杨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