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上海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很多“打工人”会选择在积攒了一定积蓄和工作经验后，回老家或其他压力较小的地方发展。然而“老家”的机会也往往不像北京、上海这般多，那些离开京沪的出版从业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离开北京后很久，金仍然记得那个瞬间。
那天晚上，和达人一起在出版社的仓库做完直播已经晚上12点多，达人打车离开，金准备骑着自己的电瓶车回出租屋，却发现电瓶车电量不多了。为了能省电顺利到家，金从一开始减缓速度，到最后不得不推车走。在那条僻静的、黑黢黢的路上，金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只记得过了很久很久才到家。
对金而言，这条长长的路就像他在北京奋斗的这些年，漫长，要走到尽头很难。身为外地人，他花费了十多年的光阴，似乎也很难在这里真正找到安稳。与其耗着，不如在合适的时间点退场。于是，他转身离开。
金是离开京沪的出版从业者的一个缩影。这两年，随着整个行业的下行，京沪出版从业者的日子从原先的“卷一卷还有希望”到如今变成“不好过”了。离开京沪两地的出版从业者不在少数。出版商务周报最新“全国出版从业人员收入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京沪地区从业者平均税前总收入同比下滑11.17%，是所有参与调查的地区中收入下滑最严重的。在行业的阵阵寒意面前，对于京沪的出版从业者来说，前往其他地方工作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吗？到了新的环境，他们的职业之路将通往何方？
此次，商务君采访到5位从京沪两地出走的出版从业者，他们或回到老家，或前往新一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有的成功在地方实现了“安稳”，也有的挣扎在地方的工作岗位上犹豫要不要“回来”，还有的通过异地合作的模式达成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们的选择和发展际遇，一方面能够反映“逃离京沪”的出版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业内人士的职业转型提供参考。
被“社会时钟”追赶的出版人
美国社会学家纽加藤曾提出“社会时钟”的概念，意指人在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事情。对于在京沪两地工作的出版从业者来说，到了一定岁数，买房、成家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林小雨第一次感到“社会时钟”的压迫，是在32岁那年。那时，她在北京一家出版机构工作，营销编辑和文字编辑都做过，但“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当事业“惨淡”时，面临如“照顾老人”“催婚”等传统压力，总会显得没那么有底气。“既然事业没什么起色，生活总不能一团糟”，抱着这样的想法，父亲生病后，林小雨果断离开北京，奔赴妹妹所在的苏州，寻找下一种可能。
渡边打算从上海离开，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时候定下来了。虽然这些年，他相继辗转北京、上海的图书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到了30多岁，要“SETTLE DOWN”的时候，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收入和在上海买房之间还存在着“鸿沟”。为此，他选择在上海的周边城市——苏州买房，并开始了一边给苏州的房子交房贷，一边给上海的房子交房租，同时还为铁道部交交通费的双城奔波生活。这样的日子非常消耗人的精力，到了2023年年底，渡边决定从上海的图书公司辞职，告别这种奔波的生活。
相较林小雨和渡边，露西对于稳定下来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但与此同时，她也感觉到，如果一直在北京待下去，自己离结婚这件事好像会越来越遥远。
露西2010年初在北京读完大学，后续一直在北京从事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工作，2019年进入出版业，从事图书营销工作，差不多干了五六年。露西很享受北京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在北京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近乎一种“乌托邦”。无论是周围的朋友，还是她工作过的图书公司的同事，许多都是单身女性，大家对不成家已经习以为常。“在北京，一个没什么资源的女性基本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久而久之，大家容易把这件事情合理化。”但这也让露西回避了“稳定下来”的压力，缓解了焦虑。
2024年，因为所在图书公司经营状况不太景气，“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停止、重要创意策划出走，职工无所事事，几乎给人一种即将倒闭之感”，同时她也发现内心还是想要“稳定下来”，于是在去年年中辞了职，回到了老家。
“不想再卷了”
如果不考虑在两地扎根，对于很多一直在京沪“漂着”的出版人来说，职业回报可能成为他们在京沪两地发展的主要原因。工作投入回报的性价比，对离去与否起着关键的作用。
金是一个图书发行，早于多年前结婚生子，和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北京的出版业不断给他带来职业发展机遇，让他始终坚持在这里工作。
金2010年初入行，作为发行，经历过传统的“新华书店时代”和“电商称霸时代”，在这两个时期，金通过不断跳槽以及转型，在职业收入上有了大幅增长。他在北京很拼，即便已经30多岁，年薪接近30万元，依旧选择在京郊租房，平时通勤时间一天差不多要4个小时。
金效力时间最久的是一家业内出版“大厂”，主要负责几大电商平台的业务，大约工作了五六年时间。大概两年前，金觉得在出版“大厂”工作过于“卷”，所以想选择去一家较为传统的出版社，过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生活。但他很快发现，在北京的出版业，“躺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出版业发行渠道格局变化，新媒体电商时代来临。即便看上去比较安稳的传统出版社也必须转型新媒体渠道，“当时出版社要发展新媒体营销业务，而我所在的这家出版社之前根本没有涉及过该项业务，所以一切几乎要从零做起。”和出版“大厂”相比，金觉得这家出版社的工作机制比较陈旧、人员协作也相对困难，比如他要求底下人白天的时候不要都坐在办公室，多去拜访客户，但他们几乎都动不起来。
金曾不止一次想要离开北京，但北京的高待遇和工作前景，让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打拼。而新工作带来的无力感，让他突然觉得该离开了。金并不惧怕辛苦，但他更看重投入产出比。在这个出版社，金不仅面临着开拓新业务的疲累，收入相较从前也有大幅下滑，“出版社根本没有实现当初我入职时的薪酬标准”，既“躺不平”，“卷”的性价比又不高。
金说，这么多年在北京，他一直在“卷”，所有的工作都是“无缝衔接”，几乎没有休息，甚至一度患过面瘫，“半边脸动不了”。人将中年之际，他觉得自己是时候停下来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差不多完成了，“通过多年的打拼，还完了房贷和车贷，也是时候离开了”。
机遇和挑战
离开京沪后，看似离开了不稳定、高压的工作环境，但如果想要在异地实现安稳，出版从业者们仍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应对。
在京沪之外的城市，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用转行、能够在出版业找到合适工作的林小雨是幸运的。奔赴苏州后，她成功在当地找到一份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工作，在6年时间里成功实现升职加薪，目前已经成为部门副主任。虽然地方出版社相较北京的出版机构，在职责划分上没有那么清晰，比如没有文字编辑和策划编辑的职责区分，作为文字编辑的她往往也需要熟悉纸张、工艺、测成本、做报价等流程，但这种工作环境也给予了林小雨发展空间。作为在北京工作过的编辑，她一入职即备受重视，工作第二年就接手了社内一个重点项目，后续策划或者责编的项目都拿过或大或小的奖项。
但并不是所有出版从业者在苏州这样的城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渡边前往苏州后，发现这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几乎没有适合自己的与出版相关的岗位。渡边说自己多年的技能和储备都围绕着出版，这令他不得不重新在上海寻找与出版相关的工作。
在苏州找一份与出版相关的工作已经非常艰难，更别说再小的城市。金表示，自己回到老家后，发现本地的工作不是太忙，就是薪资太低，为了谋求一份与出版相关的工作，他只能将目光投到线上。而很多人只能转行，他们需要面临的是更多的不适应。
小雪的老家是鞍山，因为家庭因素返回老家。作为以钢铁为主要生产动力的资源型城市，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产业。“我们这种老工业城市，现在基本也没什么合适我的企业了，年纪大了之后，国企进不去、考编也没机会。”在没什么选择的情况下，她入职了当地一家化妆品公司，从事网络营销方面的工作。小雪掌管了公司的快手、小红书等多平台账号，整体的工作任务也比较简单。但工作时间一久小雪也发现，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虽然清闲，总少了一些成长性。同事们之间虽然看上去和睦，但实则背地里勾心斗角。人际关系大于工作发展的环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
除了人情世故，在小城市转行的出版从业者，可能还会面临“一身劲无处使”的难题。露西的老家是北方一座以旅游闻名的城市，她入职了一家文旅公司。初进公司，领导告诉她，看中的是她在北京文化产业多年的耕耘经验，希望能够为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不久，露西就发现，领导根本不知道想让她做什么，先让她做销售，然后不断地调岗，最后将她从大厅服务人员转成了小红书和微信账号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和同事们审美、工作想法上的差异，也让她变得无所适从。工作3个月后，领导找露西谈话，询问她“为什么没有给公司带来新鲜的内容，反倒好像被同化了”。对此，露西倍感无奈。
在缺乏发展性的小城市，公司还拥有随时“跑路”的可能。在化妆品公司工作一年后，为了更好的发展，公司搬去了杭州，而小雪也不得不另谋出路。
更灵活的出路
面对有限的工作条件，离开京沪的出版从业者们，可能需要更灵活的工作调整策略。
从事线上工作和自媒体是不少人的选择。化妆品公司从鞍山搬走后，小雪依托从前的图书营销经验，找了一份线上营销的工作，做图书、广播剧等产品的营销策划。与此同时，她也在网上开设了小红书账号，接一些关于出版工作的咨询，目前已经能够变现。
同样是线上工作，金则巧妙地嫁接起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资源。回到家乡之后，依托在北京的图书发行经验，金选择了一份新媒体电商的线上工作，主要负责图书线上的选品和上架事宜。他每周的工作时间非常灵活，还可以腾出时间做家务。
另外，金还经营着6个新媒体账号，涵盖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两个视频号是粉丝数量最多的，一个数量超过10万，另外一个的粉丝数量有六七万，账号主要传播文化相关的内容，附带讲书和图书推广。金说，自己的图书选品门槛并不是很高，所以即便体量不大，也有供应商愿意供货，现在账号也可以变现了。金将这两个账号视为自己的“后方保障”，“万一哪一天工作没有了呢。”
还有人采用了异地合作的工作模式。渡边虽然选择回到上海找工作，但这一次，他和一家出版机构采取了一种类似合作的工作模式，不需要每天坐班，一部分时间居家办公即可。虽然这样的工作模式相较从前在收入上有所减少，但也大大减轻了工作压力。渡边同样运营着自己的B站账号补贴收入，账号主要用一些有趣的形式讲解文学图书，目前他的账号粉丝已经超过20万，在业内小有名气。
对“出走”的回望
虽然“出走”之路充满着不易，但看着如今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再回望离开京沪两地的决定，大部分出版从业者都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林小雨觉得自己在30岁出头的年纪离开北京非常及时。那时她很顺利地在苏州找到了出版相关岗位。如果时间再拖下去，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怎样。在如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她发现地方出版社的就业地位在不断提高，很多人开始青睐地方出版社这个“稳定”的选项，包括一些想移居苏州的大龄“北漂”，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成功入职。而她抓住了时机，较早实现了安稳。
有人庆幸自己的工作前景得到了保障，有人则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结束忙碌的双城生活后，渡边觉得自己终于松了一口气，吃穿住行，他最看重的就是住，现如今他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住所附近就是农田和湿地，还有时间去家里的自留地观鸟，缓解了大城市带来的压迫感；金则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如今他每天都做家务、接送孩子，生活有种充实的快乐。
当然，也有人仍然很迷茫，但经历了“逃离”之后，她们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因为是家庭原因离开的北京，小雪很难说这个决定做的是对还是错，但是在她看来，即便自己不离开北京，将来有一天也要离开出版业的，“因为营销编辑的天花板就在那里，我可能会跳槽去影视或者游戏行业。”露西可能是唯一一个还在犹豫要不要回北京的，但她觉得，如果要回来，自己一定要在职业上做出点成绩，“之前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也是觉得自己在出版业好像达不到在旅游业和轻奢行业有过的职业高度了”，她不希望自己在北京过那种没有目标的生活。
出版从业者离开京沪，并不一定意味着激流勇退。人生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没有一劳永逸的选择，不论出版还是其他行业，都是如此。
（本文编辑：杨志敏）